解决低质量翻译最根本方法——提高译者经济回报

发布时间:2022-06-02       浏览次数:2251       文章来源:

学术著作,特别是小领域内的专业著作,要找到完全合适的译者并不容易。专业对口而且外语水平足够的人总是很少的,而且他们往往还有课业、科研压力,甚至还要考虑学术圈内的人际关系,因此出版方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译者。

“错译遍布全书。”

不久前,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慧敏在公众号上发文表示,某知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译本《美国高等教育史》存在大量错译。王慧敏认为,从该书的翻译质量可见,译者和出版社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对学术负责任的态度。王慧敏的文章在网上引发了热议。《美国高等教育史》出版方随后发表了致歉函,声明将第一时间下架图书,全面排查问题,启动退换货工作,并且吸取教训,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“《美国高等教育史》其实不是特例,学术出版翻译质量低下这一问题还是很普遍的,虽然不是每本有问题的书都如此糟糕。”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,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室副研究员谭道明评论道。谭道明读过不少学术译著,也曾独立完成整本外文学术著作的翻译。


“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结构性因素。”在出版业有6年工作经验、曾在行业多家公司任职的马良(化名)表示,翻译质量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别译者的消极态度,人们得观察学术译著出版的整个流程,才能理解《美国高等教育史》这样的“漏勺”是怎么产生的。

学术翻译需要下“苦功夫”

“我翻译过一本书,还有多篇学术论文。而我之所以只翻译过一本书,原因之一就是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太艰难,让我至今‘心有余悸’,以至于多年没有再译过书。”2013年,谭道明翻译的学术著作《论拉美的民主》出版。而翻译这本中文34万字的作品,前后花费了谭道明两年多的时间,当时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。

谭道明说,学术图书翻译的一大难点就是海量的人名、地名以及专业术语。翻译这些词汇时既要考虑约定俗成的原则,也要参考新华社等权威机构发布的标准,还要结合学术上的讨论和规范。单是这个过程就需要译者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,更不必说对句意的解读以及对中文表达的重新整理了。

“我翻译这本书还遇到了一个意外。那就是在翻译快要完成的时候,原作推出了新版。我咬了咬牙,决定让译著‘同步更新’,于是又做了数万字的删改、增添工作,译著才最终成形。”谭道明回忆说,读博期间,他曾花费日均5小时来翻译图书。

然而,当图书终于顺利出版的时候,谭道明却感觉“有点失落”。原因在于,他从这本34万字的译著当中只能获得2万余元的经济报酬。“不过,对于作为一名学者——当时还是一个学生的我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并不只在于钱,翻译过程中的所学所得也很重要,所以整体来说我的收获依然很大。只是如果单从钱的角度考虑,这样的报酬水准恐怕配不上译者投入的心血。”

马良表示,“英语翻译千字70元”已经是出版业多年的惯例,水平较高的英语译者以及一些小语种译者可以得到每千字80—90元的报酬。虽然极个别“金牌译者”能拿到更多报酬,甚至可以像作者那样收取版税,但这种特例无法代表行业整体水平。“所以单从物质上来说,翻译确实是个‘费力不讨好’的苦功夫。”马良直言。

翻译出版面临种种妥协

马良介绍说,从出版方的收入来源看,目前中国的学术译著图书可以分为两类:一类靠学术项目经费,另一类靠图书销售收入。这两类图书出版流程有较大差异,但是都存在翻译质量把关不严的问题。

依靠学术项目经费出版的图书出自一些学者申报的项目。当项目成果当中包含译著出版,这些学者为了结项,就会把翻译后的著作交给出版方,并从项目经费中拿出一笔钱支付给出版方作为报酬。这种情况下,出版方不用向译者支付报酬,译者反而是向出版方支付报酬的人。此类图书无需太关注市场反馈,翻译也是“现成的”,因此出版方并没有充分动机对翻译成果进行严格把关。

依靠销售收入赚钱的图书,理论上对翻译质量要求更高,但是在现实当中,出版方也需要做出种种妥协。“学术著作,特别是小领域内的专业著作,要找到完全合适的译者并不容易。专业对口而且外语水平足够的人总是很少的,而且他们往往还有课业、科研压力,甚至还要考虑学术圈内的人际关系,因此出版方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译者。外加市场化图书的购入版权是有期限的,一般是5年,如果翻译用时太久,销售时限就会被压缩,盈利压力就更大。在这些因素影响下,出版方有时就会直接选择和翻译中介公司合作。”马良分析说。

作为“学者+译者”,谭道明也从学术圈内译者的角度分析了翻译质量的激励因素。“一是稿酬问题,翻译的收入回报率非常低,这几乎是学界公认的;二是结项需要,由于时间紧任务重,个别学者可能‘糊弄’了事;三是,关于译著是否可以作为学者评定职称、学生评奖学金的加分项,很多高校、研究所是不把译著算作成果或予以奖励的,事实上对翻译成果的质量也缺乏把关机制;第四,学者、学生们的学术热情很重要,但学术翻译中非制度化的、主观性的激励有很大不确定性。”

马良表示,译者对某些作者或作品的热爱和学术热情,以及译者署名带来的声望等非物质因素确实能够激励部分译者,甚至有人愿意免费翻译书籍。“但是‘用爱发电’终归无法常态化。”马良评价说。

“作为一个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,我曾看到一些译著居然能把‘美国’和‘美洲’都搞混,这令我既生气又无奈。这些低级错误很可能是机器翻译的结果,如果有专业人士简单把把关,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”谭道明说。

马良表示,质检工作和翻译工作一样,都面临激励不足、难以找到合适审校者的困境。出版方一般存在内部质检机制,但是质检人员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各个专业学术领域的校译工作。即使出版方找到了来自学界的专业校译者,也只付得起很有限的报酬,对方不一定愿意接受。

建立翻译规范长路漫漫

面对学术译著中存在的种种问题,行业应该如何改善?

马良认为,学术译著的质量问题并不是由学界或者出版界单方面造成的,而是双方一连串制度因素共同导致的。“这是资源不足的问题,但又不只是资源不足的问题。短期来看我觉得没有解决的办法。翻译的统一标准也好、规范流程也罢,从出版方这一侧来看,目前是不存在的,也没有建立的可能性。”但是,从本质来看,解决学术译著的质量问题,应该提高译者待遇,让译者“译有所值”,从根本上解决译者后顾之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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